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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日报:让群体间的议政地位不断趋向平衡

文章作者:采集侠 上传时间:2018-09-14

  日前,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正式对外公布。2987名代表中,来自一线的工人、农民代表401名,占代表总数13.42%,提高了5.18个百分点,农民工代表数量大幅增加;党政领导干部代表1042名,占34.88%,降低了6.93个百分点。

  提高工农代表比例,降低官员代表比例,是近年来人大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。这一点,在十八大报告关于人大制度改革的内容里亦有着重强调。本次人大代表比例上的调整,是对这一方向的进一步明确和坚定。

  之所以调整代表比例,在于现有代表结构存在一定问题。这些年来,外界关注官员代表过多,人大方面也持以同样的关注,通过一些调整步骤的实行,问题正得到逐步改善。同时也要看到,当下代表比例结构,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,官员占比过大,只是一个方面。

  不同时期,各界代表比例都会有所不同。从代表比例分配,可以一定程度地推知特定时期的国家政治倾向。例如,曾有过一段时间,知识分子在人大代表中的占比很受重视,另外,我们还关注过大学生、企业家比例的扩大。经由这些关注和比例的扩大,其实也为今日的代表占比奠定了“基础”。不难看出,这几种人群类别的扩大,或多或少都有精英化倾向。而官员、技术专家、商界领袖等精英群体代表比上升相对应的,则是人大代表草根性的下降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强调扩大工农代表比例,是要找回沉默的草根的声音。

  加大工农代表占比,既是对工农群体议政地位的提升,也包含着与之相关的表达权、分配博弈权。操作层面上,比例加大只是人大制度改革的一部分,甚至说第一步。随之而来的问题,是如何充分发挥工农代表的作用,让他们能切实为其所代表的群体表达立场,并推动各项权利的落地。事实上,具体到如何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,其对象就不止是工人、农民这两个群体,而应指向整个人大职能的改进和完善。

  更进一步来看,过去的几十年发展,带来的是贫富差距的拉大,不同阶层及其利益的分化,工农群体和其他底层群体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的情况是存在的,从民间发出的声音来看,工农群众也焦虑于政治地位、政治话语权的下降。在参政议政上,它体现为代表比例的下滑;在社会权利的保障上,它体现为财产权、教育权、居住权、医疗权等权利的受损;在公共决策中,它体现为群体性的博弈“缺失”,在与己相关的事项上,他们参与的渠道和数量都不够充分。

  在具体公共事件中,各种力量的失衡,往往以个人情绪的形式集中“爆发”,它既可以被理解为群体性失落所致的“触底反弹”,也可以被视为社会亟须解决的“病症”。而这些问题的关键,又在于创造一个怎样的博弈平台,让底层群体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,主张自己的权利。

  工人农民人大代表比例上升,作为关注底层的一个方面,有其积极意义,同时,也要通过不同途径,促进不同阶层权力分配的平衡,从而使各阶层、各群体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。(评论员 付小为)